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冰壁上的“攀登者” 作者 / 线良才

  征服“三极”的武汉学子——  冰壁上的“攀登者”

  陈晨小心翼翼地迈开步子,脚上的高山靴死死地钉在冰壁里,手中的冰镐牢牢地凿进岩壁。在珠穆朗玛峰8000米以上的“死亡地带”,空气含氧量只有平原地带的30%,她必须时刻小心,哪怕是两米落差的跌落,都会让人失去生命。

  突然,“噌”的一声,次仁旦达的眼前晃过一个黑影。他本能地伸出手去,牢牢地拽住坠落的黑影。原来,陈晨的冰爪突然松动,她的身体失去了平衡,向一侧的悬崖跌去,好在队友次仁旦达及时发现。“现在想起这件事,依旧觉得挺后怕的。”陈晨说。

  陈晨是我国第一位登顶珠穆朗玛峰的女大学生,是中国地质大学师生登山队的一员,她有着小麦色的皮肤,谈吐中带着异于同龄人的沉稳干练。

  她所在的登山队有着让每一位队员骄傲的历史。2019年国庆档热映的电影《攀登者》中,1960年,登山队队长方五洲和队友成功登顶珠峰,成为世界首位从北坡登顶珠穆朗玛峰、同时也是中国首位登上珠峰的登山运动员。方五洲的原型,正是原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队员王富洲。

  这支登山队成立于1958年3月,60多年来,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为国家培养、输送了王富洲、袁扬、丛珍、李致新、王勇峰、次洛、袁复栋等一大批优秀登山运动员,被誉为中国登山事业的“黄埔军校”。

  半个多世纪过去,陈晨、次仁达旦、何鹏飞这些年轻队员来到登山队,接过了前辈的衣钵,也接过登山这项极限运动的生死考验。

  2012年5月,中国地质大学师生登山队正式开始实施“7+2”登山科考计划。这两个数字代表着极限探险的最高境界——登顶七大洲最高峰,并徒步到达南北两极点,同时还要进行科学考察。

  这不是一个只靠一腔热血就能完成的计划。登山队不聘请登山协作,一切物资和安全保障靠自给自足。“这对每位队员的身体素质、登山技能和应变能力是非常高的考验。”地大登山队队长董范说。

  每到登山前的素质训练周期,这支队伍就成了学校操场最早的访客。每天早上6点,队员们准时到操场开始训练。遇到下雨天,训练方式也要随机应变——利用12层的教学楼,队员们不停地上下爬楼梯,连续不间断训练90分钟。

  “高海拔的环境下,人的反应会慢半拍,所以需要大量技术训练形成肌肉记忆。”地大登山队员何鹏飞说。每年1月,登山队定期到攀冰基地进行技术培训。

  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16点,垂直的冰瀑上“悬挂”着训练的地大登山运动员。何鹏飞还记得,刚开始攀冰训练时,他的两只脚上各拖着5斤重的靴子和冰爪,笨拙地在近乎垂直的冰壁上反复练习着踢冰的动作。在重复无数次的踢冰动作中,突然有一下,当脚落到冰上的一瞬间,针扎一般的疼痛从脚趾传来。他忍着疼痛艰难地坚持到训练结束,脱下冰靴,才发现大脚趾的指甲盖踢翻了。第二天,何鹏飞按时来到训练场,走路时一瘸一拐。

  “高强度的训练也是为了提升学生的心理素质,以便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登山环境。”负责登山队员训练的指导老师李伦说。

  没有真正经历过高山的人,无法想象山顶环境的严酷。在攀登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时,何鹏飞只是在即将登顶前拉下面罩和队友说了一句话,他的脸颊马上被冻得通红,此后的半年里,被冻伤的部位一直没有知觉。

  文森峰用极寒和狂风考验着登山者。每秒20米的风速能让人真正体验到什么是“风刀霜剑”,隔着厚厚的登山服,大风留在皮肤上的触感依然像“刀子打在身上”。不过,和风暴比速度,在强风中“舞蹈”,对于登山队员来说再平常不过。经历过生死较量,队员们回到文森峰大本营后,营地管理员感叹道:“你们太惊人了!之前从没见过有人在每秒20米的风速下还能登顶。”

  在登山队徒步前往北极点途中,气温零下40多度,冰裂缝一个接着一个。保暖羽绒衣、面罩和雪镜扛不住刺骨的寒风,所有人的衣领上全是冰晶。休息时间,队员们掏出早上出发前做好的三明治。三明治从里到外冻得结结实实,一口咬下去,半口冰碴子。

  前往极点不是登山队唯一的目的,他们还要采样、测量、记录。科考采集的样本需要拍照记录下来,队员们刚掏出焐热的手机,调到相机模式,带着手套的手已经冻麻了,勉强快速拍了两张照片,手机就被冻关机了。为了保证完成科考任务,队员们自己舍不得用暖宝宝,全部贴在科考测量仪器上。“仪器可比我们金贵。”何鹏飞笑着说。

  海拔极高的地区是生命的禁区,一旦有生物踏足这地理环境、气候环境错综复杂、危机四伏的地域,脆弱的生命就暴露在极度危险的环境里。因此登山必然成为一项需要通过团队协作保障安全的运动。

  无兄弟不登山,登山过程中,登山队员通常采取结组攀登的方式,每位队员都将各自的安全带栓到同一条主绳上,一根绳索就联结着整个登山队的安危。这是为了抵御强风、防范有队员落入冰裂缝。地大登山队从文森峰下撤时,呼啸的风声和脚踏在冰面上的声音仿佛多重奏的《十面埋伏》。何鹏飞突然听到“咣”的一声,队员们下意识地拉紧绳子转身查看,一名队员掉进了暗裂缝中,大腿根部已经陷了进去。两边的队员飞快地提拉绳子,掉进裂缝的队员这才脱险。

 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高山,山顶就是理想的巅峰,让人终其一生上下求索。每一座高峰的峰顶,也都是登山者心驰神往的终极目标,一旦踏上路途,哪怕遇见再大的困难,也不会轻易放弃。

  但何鹏飞却了解放弃的滋味——五味杂陈。

  在地大登山队准备冲顶北美洲最高峰麦金利峰时,4号营地气象监测站发出了暴风雪警告,离登顶最好的时间窗口只剩4个小时,而从营地出发到达顶峰通常需要6到10小时。当得知地大登山队选择挑战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,营地的其他国家登山队员摇着头说:“你们都是疯子。”

  5名地大登山队员组成小分队,采取阿尔卑斯式轻量化的攀登方法,带上5包泡面和轻便的装备,提高行进速度。他们在营地300多双眼睛的注视下出发了。

  到达山脊线的位置,何鹏飞感到自己严重体力不支,跟不上队伍的行进速度。云彩正在往山顶汇聚,一场暴风雪马上就要到来。“我不能为了自己登顶的目标,陷队友于危险之中,我必须选择放弃。”

  队长董范在对讲机中一遍遍地重复着:“只要你能坚持,就一起上,速度放慢。”

  何鹏飞不顾队友们的阻拦,坚定地解下绳子,决定返回。在转过身来的那一刻,他扑通一下坐在雪坡上,眼泪不知不觉从眼角划下。他在日记里写道:“攀登的意义不止于登顶,放弃比坚持要承受更大的压力。”

  何鹏飞开始下撤后,其他队员放弃了休息时间,渴了就一边喝水一边继续行进。4小时10分钟后,地大登山队成功登顶。

  下山时,几位登山队员还是遇到了暴风雪,积雪覆盖了之前留下的路标,他们只能趴在地上,一点点地摸索着上山时留下的冰爪印。狂风卷着雪粒子刮进衣服里,他们身上像被针扎过一般又疼又痒。

  从5号营地下撤到4号营地时,队员们必须要走山脊线。他们原本计划用铺路绳的方式快速通过,但第一名队员刚系上绳索准备通过,就被风吹得在空中旋转了180度。他们放弃了这个计划。由于风太大,队员们在山脊线上无法站稳,只能趴在山脊线上等待,旁边就是悬崖,稍不留神一侧身就会滚下去。“那个时刻真的有一种想妈妈的感觉。”当时已经一天没吃过东西的队员们,愣是挺了过去。

  经历过雪山的生死考验,这些年轻人对人生多了一份与众不同的理解。“经历过这件事之后,我越发觉得心胸应该更开阔一些。”何鹏飞登顶过很多高峰,但经历了这次放弃,下山后,他向女朋友求婚了。

  “7+2”计划顺利完成之后,地大登山队积极组织、参加了多项登山活动。2018年7月,地大登山队员参与了“2018海峡两岸青少年登山交流活动”,海峡两岸大学生联合登山队成功登顶海拔5005米的岗什卡雪峰的卫峰。同年8月,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员参加了中日韩三国大学生登山交流活动,与国际同仁相互了解登山文化,提高登山技能,推动中日韩登山运动健康可持续发展。据悉,2020年,中国地质大学登山队的部分队员将协助进行珠峰高度重测任务。

  登山队员何鹏飞跟朋友讲起登山时候的故事,朋友问他:“经历了这么多惊险的时刻,你还想再登山吗?”何鹏飞下意识地说:“想。”

  中国地质大学(武汉)房雯璐 常浩宇 来源:中国青年报 【编辑:于晓】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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